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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刚 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流变【徐南铁主编

发布时间: 2019-09-06

  在一次题为《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的演讲中,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兴致勃勃地梳理了“从鲁迅到刘慈欣”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在这位汉语文学研究界泰斗级的人物看来,中国现代叙事文学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而科幻小说则有着“让我们始料未及的发展”。与此同时,王先生还对中国当代两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幻小说大师刘慈欣、韩松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热情洋溢地推介了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之“地球往事”三部曲 ,这无疑是对当下中国如火如荼的科幻文学创作的一次及时的回应。

  最近一段时间,相当多的研究者和业内人士都在惊呼,中国科幻小说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这对于亟待扩大国际影响的汉语写作而言,无疑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然而,不论其间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迹象已经表明,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确实正在与日俱增。先是刘慈欣的《三体III:死神永生》与韩松的《地铁》热潮持续强劲,引领媒体时尚。紧接着,《天南》杂志开辟“星际叙事”专题,《汉语世界》也推出“回到未来”系列,都可视为主流文学刊物上最大力度的“科幻突围”。除此之外,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教授的《科幻文学论纲》也得以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原创科幻理论著作;上海青年批评家论坛上的“科幻作家”专场,则是纯文学研究界第一次对科幻文学的认真的评介……,多年来,“在边缘处追索”的中国科幻文学,正在期待着向中心地带的缓缓切入。

  坦率而言,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其实比五四新文学更为悠久。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改良的倡导者梁启超先生就曾敲响了中国科幻的第一声锣鼓,他用文言文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1902年,梁启超又在倡导“小说革命”之际,发表了著名的《新中国未来记》。与此同时,鲁迅先生也翻译了《月界旅行》,并于1903年写作了名文《〈月界旅行〉辨言》。文章中,鲁迅正式提出了科幻小说应该具有“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文本构造方式,并指出“导中国人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此后,从吴跻人的《新石头记》到荒江钓史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从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晚清一代的“科学小说”可谓热闹非凡。当然,尽管这些“科幻奇谭”因其杂糅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狂想与新异诡奇的科技描写,而在现代文学兴起之初曾风靡一时,但这种“淆乱视野”并未延展出更丰富的文化实践,而是作为一种被王德威先生称作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很快在启蒙呐喊与民族忧患构筑的新文化空间中烟消云散了。然而,大约中国文学中有着社会政治的想象与寓言小说传统,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在现代文学中暗流滋长,诸如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老舍的《猫城记》和张恨水的《新斩鬼传》《八十一梦》等作品,又似乎延续着这种寓言小说的路数。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苏联文学体制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文学给科幻以正统地位,曾出现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幻作家。伴随着中国政府“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全民呼吁,科幻文学也出现创作高潮。1954年,郑文光第一次在《中国少年报》以“科学幻想小说”为名发表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这被认为是华语世界中第一个以科幻小说定名出现的作品 。然而,此时的科幻文学虽说脱离了政治与国族寓言的套路,但由于其所担当的“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其想象力势必被政治正确的要求所束缚。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体裁更接近儿童科普文学,大多是向低龄读者普及科学知识和从作品中构建出社会主义国家美好未来的景象。” 无论是童恩正的《古峡迷雾》,郑文光的《太阳探险记》,还是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多以儿童文学的面貌,复制已被意识形态铸就的“现实”与“未来”,洋溢着对工业社会的乐观主义想象。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科幻文学领域的创作禁区也被逐渐突破,并形成了中国科幻创作少有的黄金时期。无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此时的科幻文学开始突破“普及科学知识”的束缚,深化其文学的人文意涵。比如童恩正的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并没有普及任何科学知识,而是大胆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就饱受争议的海外华人的爱国精神平反。该作品发表后颇受好评,并获得了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而金涛的《月光岛》、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等一批科幻小说,也是以反思文学的面貌出现。当时童恩正先生还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看法》一文,在文章中,童恩正对统治中国科幻三十年的“科学普及论调”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科幻文学的主要目标不应该是普及科学,而是要追求思想解放,传达一种科学的人生观。童恩正的“质疑”立刻获得了郑文光、叶永烈等知名科幻作家的热切呼应。尽管他们的呼声令顽固守旧派人士大为不满,并以科幻文学是“精神污染”为由,对这些“灵魂出窍的文学”大加鞭笞,但科幻文学的人文精神终究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退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围。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幻小说开始与世界接轨,进入新一轮的兴旺,涌现出一批所谓“新生代”作家。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科幻文学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型。在此之中,《科幻世界》杂志做出了卓越贡献。观念的急剧变化,成规的破坏性颠覆,使得科幻早已不需要承担“科普”的重任,而所谓“软硬之争”也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科技昌明的时代,科学的普及已经显得不再那么紧迫,而就科幻文学而言,读者更加关注的是作者的自由表达。对此,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当年高考前,《科幻世界》杂志就曾刊载了主编阿来的一篇卷首语,题目就叫《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种神奇的“巧合”,意外地催生了中国科幻的热潮,而《科幻世界》更是成为广大高中生为数不多的“合法”课外读物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新生代”作家群逐渐壮大,并不断成熟。这些“新生代”作家包括星河、杨鹏、韩松、王晋康、杨平、何夕、苏学军、潘海天、凌晨、赵海虹、刘维佳、柳文杨、周宇坤、刘慈欣、韩建国,以及科幻活动家郑军,科幻理论家吴岩等人,他们共同缔造了当下中国科幻的繁荣。“新生代”所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科幻观念,用《科幻世界》主编助理姚海军的话说,“新生代革新了长期处于科普羽翼下的科幻小说平白呆板的叙述模式,进而将科幻小说引向了一条回归本源的希望之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科幻的边界正在模糊,并有了一个凸入纯文学的远点。这足以有理由让人充满期盼地相信:中国科幻会给衰落的先锋文学注入某种活力。作家何夕曾说:“越是到了现代,科幻的界限似乎越模糊,魔幻现实主义、玄怪等因素越来越多地渗入进来。现在我们所说的科幻与凡尔纳的时代已经相去甚远。” 韩松在其《想象力宣言》中也曾指出,“科幻”的实质是一种建构在科学理性上的想象力,是一种看似“不着边际”、“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实则蕴藏着科学的态度和丰富的创造力的行为,“科幻的本质,或者说想象力的本质,与崔健提倡的摇滚的本质有某种类似,那便是最大限度地拓展表达自由的空间。”

  一般而言,科幻小说以儒勒•凡尔纳与威尔斯为代表,分为“技术派”与“社会派”,也就是所谓“硬科幻”与“软科幻”,前者着重于新的科学技术本身发展带来的变化,后者则注目于科技给人带来的后果与影响。而“新生代”的科幻则毫无疑问地以“软科幻”居多,这群读着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的小说成长的写作者,在卸去了“科普”的沉重压力之后,有足够的信心顽强地向“纯文学”迈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夕的奇崛想象力能够赢得一片喝彩,韩松的“鬼魅中国”亦能获得不少赞誉,而刘慈欣则“热情地展示着宇宙的浩渺、真理的冷酷,歌颂着人类不断探索宇宙、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壮举,用一种令人激动的崇高风格,使沉重的黄土地和浩渺的星空奇妙地对接,显示着古老农耕民族的觉醒、新生与复兴,由此开启一条通道,使国人长久被困于革命历史叙事的国家认同感终于可以投射进未来的空间” ,由此,科幻文学独一无二的美感在“新生代”笔下熠熠生辉。

  作为“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 ,当前科幻文学的“去科幻化”,即淡化科普功能,而向“纯文学”靠拢,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忧虑,然而刘慈欣、王晋康等人的创作在天马行空的奇崛想象之外,依然包含着极为严肃的现实关怀,在此之中,华丽的想象世界和奇异的技术景观都已不再重要。作为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刘慈欣的作品因其宏伟的格调和绚丽的想象而广泛赞誉。这位娘子关电厂的高级工程师,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几乎凭一己之力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对于刘慈欣科幻小说的赞美,莫过于严锋所说的这段话:“在读过刘慈欣几乎所有作品以后,我毫不怀疑,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甚至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刘慈欣之于中国新科幻的至高位置,已仿若金庸之于武侠。” 《赡养人类》并不是刘慈欣最为精彩的作品,比起《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吞食者》等作品的宏阔气魄和悲壮情怀而言,《赡养人类》的逊色之处还是极为明显的,但后者绝对是刘慈欣最具现实关怀的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中,刘慈欣设想了一个叫“第一地球”的外星世界,星球上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它变成了由一个富人——“终产者”和数十亿穷人组成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就像人和蚂蚁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由于“终产者”的私人财产包括整个星球以及它的大气层,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将剩下的人撵出了星球。二十多亿外星穷人来到地球,不得不成为殖民者,他们一夜之间清空了澳洲大陆的一切生灵,用作地球人的圈养场。就此,在这个虚构的未来社会里,其现实的关怀却是此在的教育垄断与贫富分化的问题。作者不是思想家,但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之中,现实问题的尖锐性立即突显出来,使得人们在阅读小说之余能够若有所悟。

  王晋康是一位著述颇丰的“科坛老将”,其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替天行道》是一篇包含着现实关怀的科幻小说,也是少数可以与现实形成互文式阅读的科幻小说之一。根据王晋康先生的说法,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作者看到的一篇有关自杀种子基因的新闻报道。作者的忧虑在于,在这资本全球化时代,种子这种特殊商品的过度商业化势必带来某种恶果,如果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的农田里都长满自杀种子,这无疑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小说据此敷衍成篇,确实夸大了某种现实的情境,但却预言般地表达了一位老科幻作家对于未来的敏锐洞察。多年以后,当我们得知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已经垄断了全球90%的转基因种子市场时,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作为“警世小说”的《替天行道》,思索王晋康当年提出的问题。同样,星河也是一位极具现实关怀的多产作家,作为当代中国最富创造力的科幻作家之一,星河早年代表作《决斗在网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有影响的“赛博朋克科幻作品”。《动若脱兔》是一篇描述未来人类控制地震灾害的科幻作品,作品刊发于2008年第l期的《科幻大王》,就在小说发表4个月后,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就发生了特大地震。于是,现实与小说之间发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呼应。现在看来,小说本身似乎又要回到科幻文学最初对科技的浪漫想象,即让人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有能力做到有效地控制地震灾害。

  相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呈现,新生代更多以“软科幻”相号召,挖掘科幻想象力的寓言意味,这突出地表现在有关“恶托邦”的想象之上。相对于大家熟知的乌托邦而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等小说表现出明显的“反乌托邦”主题。在这些小说中,人类所苦苦追求的纪律、和谐、幸福、效率等种种理想,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结果。于是,所谓的以理性挂帅的现代性、合理化的经营,或者是启蒙所带给我们的对人类理性主体前所未有的信心,似乎走到了反思的层面。就中国科幻而言,这种“恶托邦”的想象突出地表现在韩松的小说之中。

  在2011年的科幻文坛上,无疑要记录韩松《地铁》的出版。和刘慈欣一样,韩松也是当今中国少数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幻大家之一。正如人所言的,“他白天作为一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意味深长的小说。”韩松的小说极为另类,在他的小说里,没有温馨生活的清新面目,也没有任何有关美好未来的深情向往。相反,他将科幻小说的“末日情节”发挥得淋漓尽致,赤裸裸的人性本能描绘中,夹杂着卡夫卡式的隐喻和预言。由于韩松的小说将人性中的黑暗世界暴露得太彻底,他被认为是承继了从鲁迅到先锋文学的余脉,进而被评论界给与普遍赞誉。从《红色海洋》《2066年之西行漫记》等鬼气森森、怪诞可怖的故事开始,韩松便以黑色寓言的文学方式,对于科幻所折射的时代文化形态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地铁惊变》是韩松地铁系列小说的代表作品,小说描写了一辆奔驰而无法停下的地铁中各节封闭车厢的迥异面貌,从而展开一场特殊境遇下人性和社会形态变异的描摹。小说在诡谲而华丽的想象力中,表达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对本体安全和存在性的不确认和恐惧。在地铁这个有着末日启示录意义的虚妄时空里,无缘由的异象和偏执的末日景观,似乎契合着高速发展中走向快车道的当代中国的隐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称为“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而韩松本人也被看作“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

  除韩松之外,在中国科幻界,潘海天亦旗帜鲜明地为“软科幻”大声发言,这位出身清华富有灵气的建筑师正是以布拉德伯里式的清淡悲伤和诗意忧郁,创作出了清新不群,自成一派的科幻作品。绝境中人性的变异是科幻文学常写常新的题材,而“大角”潘海天的《饿塔》将封闭空间之中人性的黑暗放在舞台中心,让其赤裸裸地上演。上尉、矿工、教授、神父,不同的人物身份似乎有着不同的象征寓意,作者将故事中的各色人等放在同一个绝境之中,让他们面对凶猛的食人兽和更加凶猛的原始欲望——饥饿,从而让人性的冲突自然地发生乃至升级。作者以冷静的直呈和不动声色的讽刺驾驭全篇,故事结尾之处神父的死是整个小说的点睛之笔。在此之中,代表着信仰和纯真的高塔,冷漠地注视着人间的一切,它的巨大沉默隐隐透出超越是非之上的冷冷嘲弄。何夕(何宏伟)是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最多的小说家之一。在他一系列以“何夕”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六道众生》无疑是最为惊悚的一篇。小说以“厨房闹鬼”的惊人悬疑开头,似乎表现出作者所极为厌恶的“怪力乱神”的迹象,然而很快,我们发现这并不是一篇荒诞不经的鬼故事。为了寻找传说中的“枫叶刀市”,主人公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却极具意义的“冒险”,最终,“平行世界”的秘密也逐渐展开:面对二百亿人口大膨胀,人口不得不被疏散到“另外的世界”,而“六重世界”则构成了类似于佛教所谓的“六道众生”。

  作为国内第一位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的女作家,赵海虹的作品以细腻的文笔、充沛的情感赢得了众多科幻迷的喜爱。从最初的《伊俄卡斯达》,到后来的《异手》《永不岛》等篇什,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蜕》被认为是赵海虹的转型之作,即是作者本人的一次“蜕”。普遍认为这篇小说对于人性的描摹更深一步,甚至带有了寓言的意味,正如赵海虹自己所坦言的,这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象征小说”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小说讲述的是“一生要蜕九次皮”的“穴人”的故事,他们生活在“异世界”中,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拥有平凡的幸福。是要做“全人类的玩偶”以求苟活,还是要找回真正的自我并且悲壮地死去,这是小说以其细腻的笔法提出的深切命题。毕竟,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只有“蜕”才能让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并以此显示一个真实的生命。就此,赵海虹在对自我和生命意义的追问中,将“软科幻”的情感和寓言意味发挥到了极致。在《皇帝的风帆》中,同为杰出女科幻作家的郝景芳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宇心国”形象。在此,作者以近乎童话般的夸张笔调呈现了类似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对“恶托邦”的想象。她平静的叙述中掩藏着末世的沧桑感,其中,辛辣的嘲讽与极具现实感的“映射”不禁让人若有所悟。在这个荒诞的国度里,当现实的危机遭受漠视时,以“扬国威”的名义所树立的“皇帝的风帆”,却奇迹般地成为了拯救国民的武器,其间的悲哉幸甚让人感慨万千。

  在科幻文学作品中,对末日的想象一直是常写常新的主题。好莱坞电影《后天》和《2012》,突出地表现出了环境问题和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心理带来的莫大焦虑,而刘慈欣《三体》中四百年后“三体人”的进攻,更是酷烈地呈现了人类面对外太空文明时在劫难逃的悲剧宿命。如果将此意识形态的想象形式视为齐泽克意义上的“征兆”,那么此中的缘由则无疑要归咎为置身于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的普遍不安,而科技理性和人类社会的“异化”更加剧了这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感。当这种不安和焦虑需要排遣时,各种有关世界末日的想象便纷至沓来,尽管这种想象很难说是缓解了还是加剧了我们的不安。

  在对世界末日的想象中,苏学军的《末日火种》给了我们诸多启示。毫无疑问,尼雅星球的遭遇所投射的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焦虑,末日的情怀也源于一种深切的忧虑意识。有关星潮的恐惧和文明重建的努力,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地下城中的暴乱,一座座哀鸿遍地的城市遗迹,以及“我”失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尼雅人类也不可避免地毁灭。在毁灭性的劫难之中,文明濒临崩溃,人类的理性也为暴力所取代。这些都是末日想象中常见的主题。就像《2012》中的“诺亚方舟”保留着人类火种一样,小说最后,一颗文明的火种,带着尼雅人类最后的希望,去找寻生命的另一个家园,这终究给了人们些许希望。同样,江波的《时空追缉》也包含着末日景观中常见的荒凉意味。以正义的名义,“马力七十五”忠于自己的责任,而他的任务却是要追缉一个不断向未来跳跃的罪犯。一千六百四十五亿年,《时空追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世界尽头的末日场景。在那里,“金灿灿的宇宙无比辉煌,然而在下一瞬间,也许一切都将湮没。”在这去往时间尽头的漫漫征途上,一切人事时空里的爱恨情仇终将化为乌有。于此之时,宇宙的宏阔令人惊叹,而在此之中,人世的正义与责任,情感和罪恶,又算得了什么呢?

  燕垒生被称为中国网络小说第一人,从早期文学网站“榕树下”起,其作品便一直活跃于众多网站和杂志上。其短篇小说《瘟疫》通过几个简单的人物和故事,勾勒了一幅独特的“末世景象”。一场世界性的“瘟疫”正在全球蔓延,病毒通过空气迅速传播,染病者会逐渐变为石像,直到死亡。而故事的主人公,那个被称为“乌鸦”的幸存者,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集变为石像的尸体,将它们投入熔炉。然而终有一天,当病毒背后的秘密被惊人地揭示出来之后,人性的善恶抉择便被突出地呈现出来。

  末日的地狱和天堂想象亦是科幻文学热衷的主题,刘维佳的《来看天堂》便是此中代表之作。在作者抑郁的笔下,人被分为精英和弱者两种。精英享有整个世界,为世界创造全部财富;而弱者则由政府无偿提供全部消费品,甚至包括最为善解人意的机器人妻子。与此同时,弱者们不能工作,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不能有孩子,因为劣质基因会遗传。那么,他们到底是生活在地狱还是天堂?这是个问题。在《来看天堂》中所描述的未来社会中,近乎天堂般完美世界里,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满足,但没有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只是如行尸走肉般活着,人的生存的意义在技术所维护的进化论之下彻底地丧失了,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摧残。于是,小说的意义也被突显出来:人人都向往天堂,想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可无尽的空虚又像毒蛇一样咬噬着人的灵魂,既无法忍受尼采所说的“末世之人”的无聊和颓废,又不愿回“到农业保留地去”过充实但却劳累的生活,这不就是当下人们的生存境遇吗?

  科幻就其起源来说,应可追溯到现代以来欧洲工作革命。因此一直以来,科幻都被视为最具“世界性”的文字,包括许多中国科幻作家,在构筑其小说世界时,其基本的科学理念无不是来自国外,甚至是人名、地名都是“洋味十足”。中国“新生代”作家中一批更年轻的写作者无疑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开始尝试创作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科幻文学作品。《天意》《偃师传说》《远古的星辰》《春日泽•云梦山•仲昆》《新宋》等获得好评的作品,无不是以科学幻想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予以重写。这些小说既有着当下极为流行的玄幻小说的影子,又有着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志怪文学的神韵,它们虽然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科幻文学,却显示了其所独具的艺术魅力。

  《春日泽•云梦山•仲昆》是拉拉的科幻处女作,也是给他带来广泛赞誉的一篇小说。凭此小说,他一举摘得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新人奖”桂冠,并被誉为“最优秀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单从题目上看,《春日泽》并不像是“中规中矩”的科幻,它取材于古代偃师造人的神话,包含着浓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正如人所评论的,小说“清澈的文字如同秋日的风,从容不迫,带着大周王朝的优雅,氤氲缭绕着隐约的贵族气质,充满了张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架空小说”,故事本身的魅力已然代替了历史的魅力。整篇小说情绪饱满但文笔从容,故事简单却耐人回味,赢得无数年轻读者的赞誉也就不足为奇了。

  长铗的《昆仑》同样是重述偃师的故事,从潘海天的《偃师传说》到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古代机械师勾起了科幻作家们的无限兴趣。然而,长铗的这篇小说极为严肃地讨论了文明及其嬗变的问题,从神所建立的秩序到人的秩序的迈进,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取代法术的过程,更包含着科学精神对神的权威的颠覆。小说最后,由于神的退场,巍峨的昆仑化为一池湖水,一个新的秩序也随之来临。掩卷而思,偃师的话犹言在耳,“人不思考,他就比一株蚰蜒草还可怜。”在此,智慧与启蒙,技术崇拜与现代性追求的痕迹清晰可辨。

  程婧波的《赶在陷落之前》亦是一篇饱含“中国风”的鬼故事。能够受到“国刊”《人民文学》的“礼遇”,小说证明了“在边缘处求索”的科幻文学其实并不寂寞。能够夺得“全国青春文学大奖赛”短篇小说特别大奖,也算是“纯文学”对当今幻想文学的最大肯定。另外,作为最佳短篇科幻奇幻奖的获得者,程婧波也被认为“在对幻想文学的求索中走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小说将洛阳古城变成了一座被巨大的龙骨拖曳西行的永夜之城,让人想起宫崎骏的名作《哈尔的移动城堡》。小说的语言轻灵曼妙,作品的基调唯美感伤,亦包含着一种颓败的抒情风格,有着让人欲罢不能的吸引力。

  青年科幻作家飞氘(原名贾立元)的小说一直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选辑在此的这篇《一览众山小》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科幻小说。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夫子”登泰山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经了然,而“古今杂糅”的“油滑”手法,则毫无疑问地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却异想天开将孔子的求索与宇宙的真谛联系在一起,其间,“道”与“器”,“虚”与“实”的辩论包含着发人深省的人文思考,而其飘逸轻灵的文字和非凡的想象力也着实令人惊叹。

  夏笳是“后新生代”科幻作家的代表人物,这位成长于互联网论坛的“美女作家”近年来多有精彩作品发表,最新小说《百鬼夜行街》亦是出手不凡。“百鬼夜行”,本指流传在日本民间传说中出现在夏日夜晚的妖怪大游行。从日本奇幻作家梦枕貘的小说《阴阳师》系列,到日本漫画家今市子的作品《百鬼夜行抄》,这些诡异的“鬼故事”已然衍生出许多同类奇幻创作。夏笳的这篇小说将兰若寺、聂小倩、燕赤霞等中国元素融汇其中,使得这个“百鬼夜行”的故事打上了鲜明的本土特色,其风格直逼《聊斋志异》。

  从最初的《黑客帝国》《异次元杀阵》,直到最近的《阿凡达》《盗梦空间》,以及《源代码》,电脑和人脑的连接是无数科幻小说乐此不彼的主题。在这赛博空间之中,文学叙事的自由空前张扬,而技术的突显与对技术的忧虑也相伴而生。在此,现实抑或代码,别开生面的游戏还是生死逃亡的历险,终究让人莫衷一是,而科幻的想象力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令人胆战心惊却又大呼过瘾。

  早逝的科幻小说天才柳文扬的名作《废楼十三层》,以极富想象力的方式表现了这一主题。这篇小说虚设了一个网络游戏甚嚣尘上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将人脑与电脑连接,以体验联网游戏所带来的快感,于是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合二为一了。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正如小说所说的,“好多人在迷上了网络真人游戏后,都会分不清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正是在这种现实与网络相互交织的神秘气氛中,科幻小说与侦探文学的美学意味交相呼应。

  女作家迟卉的小说感情细腻,文字极富感染力。从《独子》到《虫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归者无路》亦是以网络游戏的沉迷为基础,讲述人脑与电脑连接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网络世界的“刀手”,她以挖掘那些被人们遗忘在网络角落里的古老数据为生,然而与此同时,她其实是“一个偷窃别人身体的贼”。正如小说所言,“网络的深渊就像一片海洋,把每一个投身其中的人都吞没,洗涤。”小说之中,那些沉迷于网络游戏不可自拔的人,将自己的灵魂上传到虚拟的世界里,然而,在网络的深处潜伏着众多的“渊隐”,他们靠“撕裂别的意识来填补自己对信息的讥渴,嗅探甚至引诱那些有上传意向的人,伺机抢夺空置的身体”,以此“借尸还魂”回到现实世界。在这篇小说中,迟卉编织了诸如“刀手”“潜手”,以及“渊隐”的故事,整个小说奇崛而诡异,令人过目难忘。

  陈楸帆这位北大才子,常常自谦为“业余科幻作家”,但其不多的几篇小说却体现出十足的实力派的气象。从之前的《递归之人》(与罗亦男合作),到最近的《丧尸》《鼠人》,他以卡夫卡式的阴郁之笔,揭示现代社会“人之异化”的荒谬本质。选择在此的这篇《丽江的鱼儿们》包含着极为强烈的人文主义诉求,顽强地表达了资本全球化时代,技术理性全面操控下人类自由选择的历史命运问题。为了提高社会劳动效率,技术的全面介入,人的身体不可避免地出现机能紊乱或神经官能症,于是,“强制疗养”成为了“作息规律得近乎病态的办公室白领”们的必修课程。小说之中,在丽江古城这片自我放逐者的乐土上,两位疗养者发生了一次别出心裁的艳遇,然而故事的主人公终究洞悉了这一切的秘密:现代理性控制人的身体,控制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这次精心安排的“艳遇”,都是“强制疗养”的一部分,而一切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甚而至于,丽江水沟边那些游来游去的鱼儿们,也是电脑全息影像的杰作,在这个“楚门的世界”里,小说惊心动魄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时代技术理性全面操控的可怕后果。

  作为一种多年来“在边缘处追索”的文艺类型,“新生代”作家无疑对于中国科幻文学向中心地带的切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造成了新世纪科幻文学的流变。无论如何,中国科幻期待着更广范围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学,科幻在对现实与未来的想象性认知中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对于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而言,中国科幻已然走在了“纯文学”的前面,更具世界影响。事实证明,科幻文学处在主流文学格局之外,却于当代文学已历经嬗变、丧失活力的时候,以新奇的面貌将文学的先锋性重新张扬出来。它们“像是被放逐在正统文学体制之外的‘幽灵’,自由跨越雅俗的分界,漂浮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显现出文学想象中丰富而迷人的复杂性。” 因此,用吴岩先生在《科幻文学论纲》中的话说,“科幻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被重新估价。” 在这个意义上,普及并推广科幻小说,促进中国科幻文学走向繁荣,便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科幻小说作家岩上治曾这样祝愿中国科幻小说:“只要能正确地使用科学知识并具有对人类社会敏锐的观察力,就一定能写出流芳百世的优秀作品。我相信在产生《三国演义》《水浒》这样巨著的国度里,一定会再出现更伟大的作品。” 多年后重温日本友人的这段真挚的话语,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感慨。那么,就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科幻文学衷心祝愿吧!【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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